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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开胡适先生的儒生真面目（转天涯网友的好文）

                                      

在天涯论坛上看到一篇关于胡适先生的好文，转贴过来，和网友们共享，原帖上没有作者真名，据行文推测，应该是比较专业的文化研究人士写的，能认识其人就最好了。

       上学的时候很喜欢胡适，但是因为专业是中文，接触到的也只是胡适先生关于中西文学比较这一角儿，这种学贯中西的大家，值得进一步去探寻。——宝猫

 

掀开胡适先生的儒生真面目
　　
　　（为朴素兄来）
　　
　　　　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这样两句诗：“鲁南黄鹞绩溪胡适，独为神州惜大儒。”胡先生是主张“打倒孔家店”的，为何将王国维这样的儒生推荐到清华国学院呢？如此，则孔家店如何关门？
　　　　今天，说胡适、鲁迅等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破坏了传统文化的声音还不绝如缕，我想，这是误解前贤了。近读胡适先生的相关传记，越发觉得，我们的老胡适其可爱的面孔，恰恰是属于儒生的。1916年7月29日，胡适先生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
　　　　我想，这则日记里最关键的还是“真孔丘”三个字。先谈一下笔者的“真孔丘”，我主要还是从《论语》中发现孔子的可爱可敬之处的。在和弟子的对话中，孔子首先是一个活人，活灵活现的人，有血有肉的人。孔子并不教条，他承认人之所欲，而且有激动的时候，子见南子，出来的时候，被弟子逼急了，就曾经指天而誓，当然他还有幽默、尴尬的时候。总之，孔子首先是人，一个很真实的人。其次，孔子确实是有过人之处，而且在某些方面确实有独特的智慧，其实这些智慧也是可以和苏格拉底等轴心时代的大哲媲美的。当然，这是多余的话，打住。
　　　　我以为孔子不像子张和颜回等弟子说的那么玄乎，更不像曾参说的那么教条死板。至于孔子的学说和皇权体制绑架在一起后，他的面孔就更加模糊不堪了。所以胡适先生说要认得一个“真孔丘”，这个真孔丘在胡适先生那里，最重要的就是进取精神。胡先生说，认得了这个提倡进取精神的孔丘后，一部《论语》都可废 ，看则失之偏颇，其实也不然。对胡适先生来说，就可以废，为什么呢？
　　　　纵观胡适先生一生，他在为人处事，问学就道方面，确实秉承了儒家的真义。可以说他不是儒家大师，但是他有一副极其神似的儒生面孔，这一点，很值得注意。胡适先生被很多自认承其衣钵的国内国外知识分子誉为自由主义大师，而自由主义是社会经济学范畴的理论，很西化。说胡适先生是儒生，是何道理？笔者说这一点很值得注意主要在于，胡适从理论上并非自由主义大师，但他在自由民主方面的努力确实卓于常人，他对民主政治的关心甚于对自由主义学理的关心，因为时代的关系，那一代知识分子几乎无法避免的以常识论政。今天，我们如果还要把胡适作为自由主义大师来看，将胡适的学理和事功搬到当下，忽视他“三分洋货，七分传统”（唐德刚语）的真实身份，难免在现实言论中指东打西。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忽视传统，中国文化的魅力尽可以在胡适身上找到很多闪光点。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说：“胡适之晚年洗尽铅华，恢复他原来儒生的真面目。”我想，唐先生和他的胡老师在异域朝夕相处之间，同是天涯沦落人，对这一点，是深有体验的吧。
　　　　面孔自然应该有血有肉，有五官，有神采，但是笔者功力不济，所以，画的肯定不那么细致，但求有鼻有眼，若能神似，则窃喜不已，若能形似，也感觉善莫大焉。如若画的面目可憎，似像似不像，那只能博读者一笑或一怒了。
　　　　老之将至一以贯之
　　　　说老之将至，是看了胡颂平先生编著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晚年的胡适，可以说是老之将至了。但是其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在晚年谈话录中表现的相当明显。
　　　　胡适先生是死在国民党在台湾的第五次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上的。唐德刚先生说胡适先生是因为贪杯而死，或许有为尊者讳的可能。我感觉，晚年的胡适心境颇为不佳，蒋氏父子对《自由中国》杂志的封杀，以及雷震案的发生，都使胡适先生的自由主义之梦更加渺茫。尤其是雷震入狱，对胡适先生刺激极大。而殷海光等人并不了解胡适与当局的微妙关系，一味的为自由鼓之呼之（这并没有错），这和胡适先生的策略是相抵触的。同时，徐复观等人在学术上对胡适的围剿也一定程度上击中他的痛处，再想想蒋氏父子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小人作风，胡先生的心境可想而知。这个时候，唯一能比较成功的平和胡适先生心态的，也许莫过于吴健雄女士。
　　　　吴健雄女士是胡适先生在中国公学时的学生，按照唐德刚先生的分析，胡适先生治学有门户之见，所以对吴健雄女士，胡适先生的评价也就特别高。这一点，胡适先生和孔子是有距离的，孔子提倡有教无类，胡适先生在教育领域喜欢看人门槛。
　　　　1962年2月21日，胡适对客人谈起吴健雄的成就，说1958年李政道、杨振宁得诺贝尔奖金时，国内许多人，为了吴健雄博士在这份荣誉中没有份，感觉十分不公平。这感觉十分不公平的国人里，胡适先生肯定有份。
　　　　22日，吴健雄从美国飞抵台湾，下午来访胡适，她就是来友情（应该有胡适先生的面子在里面，当时国外的大多数学者，对台湾当局可能已经失去了兴趣）参加24日的院士会议的。
　　　　这次院士会议，胡适先生抱的依然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精神，他说：
　　　　十几年来，我们在这个孤岛上，可算是离群索居，在知识困难，物质的困难情形之下，总算做出点东西。
　　　　然后他讲了一个故事，说：
　　　　
　　　　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副院长李济在发言中，和胡适先生乐观主义的调子大相径庭，他说：“我感到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不成，是最大的问题。经过50年提倡，我们今天的成绩如何？一切科学设备是向外国买来的，学生最后必须出洋去，我们有什么中文的科学大著作？还比不上日本。”
　　　　尽管有吴大猷在中间发言时说了一些折中的话，胡适先生显然在李副院长悲观主义的话语中受到了刺激，于是又拿回话语权，直接从科学说到民主自由，简单摘录一些：
　　　　
　　　　我赞成吴大猷先生的话，李济先生太悲观了。我们‘中央研究院’从来没说过什么太空、迎头赶上的话。
　　　　不幸的是几十年的政治变动，8年抗战，10年戡乱，使我们的好多梦想未能实现。
　　　　科学的发展，要从头做起，从最基本的做起，决不敢凭空的想迎头赶上。
　　　　我去年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海外回国的各位：自由中国，的确有言论和思想的自由。各位可以参观立法院、监察院、省议会。立法院新建了一座会场，在那儿，委员们发表意见，批评政府，充分表现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监察院在那个破房子里，一群老先生老小姐聚在一起讨论批评，非常自由。还有省议会，还有台湾二百多种杂志，大家也可以看看。从这些杂志上表示了我们的言论的自由。
　　　　
　　　　从科学讲到台湾的自由民主，我们不难看出，胡先生这个少年时代就受过演讲训练的人，确实是越来越激动，越来越不能自已了。事实上，科学也好，民主也好，这都是胡先生的心病。于是，我们很快看到了这样一幕：
　　　　先生还站着刚刚讲话的地方，含着笑容和一些告辞的人握手，正要转身和谁说话，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倒在磨石子的地上。
　　　　科学也好，民主也好，在胡适他们这一代五四时代的文化英雄看来，都是国运不昌的良药。当时，他们以陈独秀为首，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旗帜，对孔家店一阵狂攻猛堵，何其风光？但是，科学也好，民主也好，“在这个孤岛上”依然被雨打风吹而去，这是不能不让胡适先生为之动容的。所以，李济的那番话，一下挠到了胡适先生心底最疼的伤疤。
　　　　此刻，老胡适故国早已不堪回首，问君能有几多愁，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杨柳已成伤心之树，桃李亦为断肠之花，科学乎，民主乎，都在胡适先生最后那一大声疾呼中演绎成临终绝唱。
　　　　胡适先生因科学和民主而生，游学美洲（中国知识分子最向往的留学圣地，又科学，又民主），归来恰合时代之风云，暴得大名，由安徽少年一举而为士林之首，这样的风光，是胡适先生想也想不到的，然亦因科学民主而死，这样的死，又何尝不让人长生浩叹呢！
　　　　孔夫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曾参的理解太教条了，但同时也说明孔子不易被理解的一面。其实我更看重的是一以贯之的道，胡适先生和孔夫子比，亦是如此，他们一以贯之自己的道，但是并不容易被理解，哪怕是自己的弟子，更何况那些自诩为先生门人的后生了。
　　　　胡适先生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大义的一生，为国家，为民族，他也算做到了九死其犹未悔的境界。
　　　　少年胡适，其民族主义精神就已经侵入骨底，1910年3月22日，胡适在上海租界饮酒大醉后，曾经用皮鞋“力批”巡警其颊。留学后，尽管他服膺威尔逊的国际主义，其实，大有苦衷，只有国际主义才能使中国和列强平等对话。当然，胡适先生的民族主义并不狭隘，并不极端。
　　　　苏轼说，常恨此生非我有。
　　　　我们胡适先生说：一半属家人，一半属朋友。
　　　　纵观胡适先生这一生，更多的是给了国家，给了民族，这一点从未改变。而且不怨天，不尤人。拿破仑说自己的字典里没有失败二字，胡适先生的字典里，也许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干。
　　　　因为这一个干字，胡适先生说，一部《论语》都可废。不知老之将至的胡适先生，常常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为什么，因为要去干，要去做，如果怨天尤人，势必影响干的心态。但是，人毕竟是人！
　　　　1960年12月22日，在和客人的谈话中，说到气度和忧虑，胡适沉吟了一会说：“我也不能完全做到。如果我没有忧虑，我不会有心脏病，也不会有十二指肠溃疡的毛病了。”
　　　　胡适先生死于心脏病突发，如果没有李济发言时那临门一脚，内外交困的胡适先生也许不会那么激动。当然，李济先生并不了解这么多，若如此，我想他是断不会和胡适先生唱对台戏的。正因为胡适背后的心事太多，实在很难向外人道也，而他那一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面孔也难免颠倒众生。
　　　　胡适先生这不为人知的一面，那么多不可以为外人道的心事，真可谓“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啊！我们这样看胡适先生的心境，就犹觉其晚年之不易。
　　　　一以贯之的胡适先生，可敬乎，可憎乎，真实乎？不管怎样，现在是还先生一副儒生面目的时候了。至于那三分洋货，其实正是以胡适无意识所秉持的儒家精神而得，那就是学：学而不厌，学而致优，有学无类。其最终目的，还是求仁，求国家民族的繁荣昌盛，求人民百姓的幸福安康。
　　　　今天， 胡公已经去日良多了，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吧！
　　　　
　　　　
　　　　夫子之求
　　　　
　　　　 1917年6月1日，即将归国的胡适先生在给杨杏佛等友人的赠别诗中有这样几句：“从此改所业，讲学复议政。”
　　　　1938年7月30日，在给妻子江冬秀的信中，他说：“在二十年前的七月二十日，我从外国回来后，在上海的新旅社发下一愿，决定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
　　　　两相对比，可以看出留学期间的胡适先生尽管一直很注意政治，很关心政治，无论美国的还是中国的，但对国内的政情并不十分了解。议政在归国之初还有冲动的成分，和他在留学早期对自己进行的社会角色定位——为国人导师之预备是有距离的。这个冲动的成分，一方面和传统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潜在心理意识有关，另一方面，即将学成归国的胡适正在意气风发中，说不上志得意满，但说精神抖擞，准备牛刀小试，是完全可能的。
　　　　为什么回国后胡适就失去了对议政的兴趣呢？先生自己的解释是：“我们一班朋友都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民九以前的安福部政治，民九安福部崩溃以后所谓‘直奉合作时期’的政治，以及民十一奉军败退出关以后曹锟、吴佩孚控制下的政治，这是不用细说的。”
　　　　应该说，夫子自道自有其真诚的一面，但是往往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按照胡适先生的解释，他把自己由立志二十年不谈政治，“为中国造不亡的远因”，转变为大谈特谈政治的直接原因归于丁文江的影响。他说：“他常责备我们不应该放弃干预政治的责任，他特别责备我在《新青年》杂志时期主张‘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话。”
　　　　丁文江认为，胡适他们搞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应该说，胡适无疑是受了丁文江的触动的。但是，更能影响胡适谈政治的，还有其更复杂的个人背景。
　　　　胡适先生这样的传统知识分子有着根深蒂固的士大夫心态，学而优则仕，而胡适这样的留美博士，这样凤毛麟角般的洋进士，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年代，不但所学可以言优，就是留学期间的耳濡目染亦可以说大优特优之。
　　　　留美期间，胡适先生早期的政治训练首先得益于自己在美国的政治生活。这在他的《口述自传》中是一目了然的，主要是演讲的训练、议会的程序和国际主义的信仰。演讲的训练，使胡适先生更容易介入公共生活，议会的程序使胡适先生对民主服膺有加，并为之奋斗一生，而国际主义的信仰，则可以让我们更清晰的看到我们胡老先生的理想主义者的天真状。
　　　　胡适先生留学期间，美国的民主生活对他的影响太深太远了。但只是民主生活，并不是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生活是表层的，像议会程序、民主精神的生活，这些都是美国经过独特的历史后演变而来的。不能说胡适先生完全的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是也不难判断，我们的胡先生在中国进行改良政治，实现民主政治的努力，主要是从民主精神和议会程序这样的生活表层入手。
　　　　唐德刚先生说：“胡适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贡献，与其说是他的学术‘理论’和政治‘行为’，倒不如说是他笃信自由主义的‘身教’和崇尚民主政治的‘形象’！”
　　　　事实上，今天，更多人的已经意识到，传统文化并不是民主政治的绊脚石。而实现民主政治，亦非知识分子一腔热血式的个人努力所可以完成的。真正影响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是商业社会不断演变而逐渐形成的成熟的社会条件。现在，市场经济下的中国，人的观念在资本，也可以说在利益的驱动下，个体意识越来越发达，他们可能没有理想主义的情怀，事实上理想主义的情怀在任何时代，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成为大多数。而在一个哪怕是纯粹的商业社会中，理想主义者依然为人类的尊严而倔强的存在。这个社会的希望不但在理想主义者手中，更多的还在现实主义者手中，而那些又有理想，又能在复杂的现实中游刃有余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社会栋梁。
　　　　客观的说，排除社会条件，改变中国的力量正是从这样的社会栋梁中闪现到历史舞台上的，他们更多的是商人，是政府公务人员。学者也好，批评家也好，他们在公共空间的发言对社会肯定有推动性，但是也应该认识到自己的位置和力量所在，大家都是这个特定时代中的普通知识者，是社会的一个构成条件。就开风气而言，学者和批评家甚至无法和网络时代的木子美、芙蓉姐姐等人相媲美，是他们更广泛的解放了人的观念。如果说真的有什么文艺复兴，有人的解放，他们才是第一推动力，而绝不是什么诗人。
　　　　胡适先生那代人强烈的士大夫意识无法避免，今天，如果我们无法从胡适先生那里反思他的历史局限性，将胡适先生的道理看成真理，这简直是白日做梦。同样，如果我们忽视了胡适先生那代人的事功和历史格局，忽视了他们那一代的学人典范，尤其是他对民主政治孜孜以求的真诚精神，就更其不幸，甚至可憎。
　　　　胡适先生介入政治是方式主要是议政，所以几乎是终身不仕。讲学、办报纸，办杂志，和上层进行有可能的政治理念沟通，这都是胡适先生的个人魅力。尤其是最后一点，尤为不易，这已经不是什么道理的道，而是道路的道，他看重的是可行性和操作性。
　　　　胡适先生晚年看到韩国军事执政团颁发彻底的反共命令时，强调自己“不主张革命，只主张不流血的转移政权的。”这是他一生的苦心，所以，尽管知道蒋氏夫子两面三刀，依然拥之护之。但是天道不爽，这个政权最后倒了，而胡适先生的理想也只能在孤岛上一起去风雨飘摇了。
　　　　1948年12月17日，蒋氏政权在大陆大势已去，在南京举行的北大校庆五十周年庆祝典礼时，胡校长泣不成声。据说，他曾从南京机场亲自恭候被点名要接走的老朋友，那些大学者。结果，走出机舱的人除了一两位以外，都没有来，胡先生当场就大哭一场。难离的何只是故土，家人朋友以外，还有自己风波渺茫的改良中国之理想啊！
　　　　想到他再次赴美时，以一代文宗，驻美大使的身份最后沦落到寄人篱下，当个小小的图书管理员，此刻柴米皆贵，过的是什么日子？再想到他在公交车上被挤的东倒西歪的瘦弱的身体，和唐德刚这样的“好后学”朝夕相处时自然而然的流露出的那份“我的朋友胡适之”的微笑，胡适的晚景之悲凉也就可想而知了。
　　　　和他的朋友们不同，胡适虽然和政界高官往来，但是从来没有做大官的欲望，他的目的不过是改良中国而已，自己的个人得失他看的很轻。唐先生说胡适先生是最看重身后之名的，李宗仁先生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
　　　　胡适先生差点当总统，他真想当总统，还是假想当总统，这些在我看来都不重要，但是可以肯定，胡适如果当了总统，也不是为了做大官，而是为了做大事，他的目的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纯粹。
　　　　而他的那些朋友，在我看来，除了丁文江、傅孟真外，和胡适的风范比起来，实在不可以道理计！尤其是陈西滢等被鲁迅所痛骂的现代评论派君子，大多都是一副小丑之状，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胡适那么深沉的爱国之心，没有胡适那样谦谦的君子之状，却扭捏作态。
　　　　唐德刚先生说：“凭良心，胡适是个君子。”
　　　　我想，即便在一个商业社会，君子也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词语，也不可能被遗忘，重温君子之道，就是重温儒家文化的精髓，就是重温传统文化的精髓。重温君子，尽可以从重温胡适之先生一生的事功开始。
　　　　胡适先生提倡好人政府，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今看来，胡适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更具备现实的操作性。这又让我想到了儒家的道，有道则仕！
　　　　诚然，孔子说有道则仕可以理解成，当政治清明的时候，就出来做官。但是儒家的真义在胡适那里有其非常积极进取的一面，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胡适强调的是干，是从下手处下手，他还说过这样的话，更能让我们欣赏他的人生智慧：
　　　　
　　　　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后人怎样来评判我们，那就要看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有道则仕，也可以理解成，当你在自己置身的时代有自己的办法来推进社会进步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努力，即便去做政府公务人员！
　　　　这又让我想起了论语中的一段对话：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胡适一生和政治纠缠不清的关系，放到这段话里来理解，给老先生一个合适的定位，是很容易的。
　　　　无论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只要你能主持大局，我就以正确的，君子的手段去努力好了，胡先生的手段也是干净的，是“温、良、恭、俭、让”式的，是君子式的。
　　　　对蒋介石这样的人，他并不逢迎，而是尽量做诤友，说真话，而且有时候表现的胆量过人。
　　　　1952年11月，胡适到台湾讲学，当面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辑。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这样的事，在胡适一生当中还有很多！
　　　　夫子之求，诸异乎人之求？
　　　　思无邪
　　　　胡适生前有一段题词：“金钱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撑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学问，便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了。”
　　　　应该说，胡适这一生确实不太看中金钱，当然富贵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浮云。早年在上海公学读书的时候，少年胡适为金钱所累，怨言很多。他在1910年1月3日的日记中说：“岁云暮矣，返观今年所行之事，大半受人之愚，于慷慨二字上吃亏不少。”据笔者所知，林语堂留学时，胡适曾暗中资助了大概2000大洋，这样的例子，对胡适来说一生可不只是一件。
　　　　胡适先生晚年在纽约的生活是很清苦的，他还曾语意动人，声调悲凉的劝戒唐德刚：“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但人们在清点他逝世后在南港的财产时，发现了除了书籍、文件，胡适先生的余款只有153元。
　　　　唐德刚先生的回忆文字中说胡适先生逝世后，妻子江冬秀访美时曾向他哭诉人间不平之事。江冬秀为之感到不平的，无外乎衣食住行而已，人走茶凉，胡先生又不事生产，难免让家人以后为之所累了。
　　　　可以说，胡适先生尽管一生非常顺利，但是也不无波折，就是这样，他过的还是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生活。正如唐德刚先生说的，胡适先生最看中身后之名。实际上身后之名恰恰是儒家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怎样才能留得清白在人间，那就是将自己的人生画一个圆满的句号，胸无块垒，腹有诗书！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就是要一颗干净的心，而这颗干净的心是通过诗书教化熏染而成的。否则，在万丈红尘中，谁能活的那么纯粹？这样，我们也更容易孔子为什么将诗放在六艺之首。诗在我看来，因为发挥着教化的功能，直接和心灵打交道，所以高于仁。也可以说无邪是仁的最高境界，它指向个体。诚然，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也说明，仁的概念范围更广，它更多的在处理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所以尽管孔子认为管仲无礼，但孔子评价管仲还是说他有仁。更具体的说，无邪之心比仁更本质，而仁比礼更内在。这样，十五有志于学的士，对《诗经》的学习就更有本质性，儒家后来将正心、诚意放在最重要的修习之链条上，是有其内在逻辑的发展背景的。
　　　　胡适先生就是一个被诗书教化熏染很深的人，所以他在官场中一直没有染上多少世故，就是有，也是知之而不用。他一直在保持一份童心，常常表现出天真状。
　　　　季羡林先生在回忆胡适先生的文字中，谈了这样一个细节：
　　　　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副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立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人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当然，胡先生一生尽管很喜欢在生活中这样天真幽默，但我认为，他的天真更多的表现在他的人生追求中。因为天真，所以就少了份世故，因为天真，所以也就不那么容易忧虑。他一直强调自己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和他的天真有极大关系。当然，胡先生的天真并不简单，这种天真是很有个人魅力的，唐德刚将胡先生这种性格总结为磁性人格。胡适的天真，也可以说磁性人格是很有感染力的，从举止，到神态，胡适留给世人的音容确实很容易让人如沐春风。我们从来看不到有关胡适摆架子的回忆，这不是清高，而是一份从容的气度，一种难得的修为和境界。他并不粉饰自己。
　　　　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蔡元培的序文中，说胡适是有家学的，“解经三胡”成了胡适的老祖宗，蔡元培把胡适当别人的子孙，胡适却默之认之，这完全是有情可原的。晚年，已经成为一代文宗的他才在《口述自传》说出来。我恰恰觉得，联想到他一生的追求和作为，年轻时默认他人为祖宗，是很值得进行同情式的理解的。从中还可以看出，胡适最终成为士林之首，是多么不容易。
　　　　胡适初到北大，当时在北大读书的学生中，很多人旧学底子很厚，像梁漱溟等人，考北大还没有考上。之所以有人，像傅孟真这样的，改投年纪相仿，甚至还略小于自己的胡适之门下，实在是欧风美雨已经风生水起，大风起兮。但是胡适先生自己知道，自己的旧学底子在当时的最高学府很难打出招牌。这件事在我看来，正说明胡适那可爱的一面。遥想胡适先生当年，北大讲坛初上了，如履薄冰，胆战心惊，老帮菜竟灰飞烟灭。自此而后，胡适先生的胆子越来越大，底气也越来越足，到晚年也一直得意于自己年轻时的见解。看看胡颂平和唐德刚两先生关于胡适先生晚年的回忆性文字，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比如他还在坚决的主张纯白话文，反对用典，认为力量就是美等等。但是胡适先生自己，对古典诗文却爱不释手，如数家珍，还经常考考胡颂平。这不能不说，他和自己的主张有相悖的一面，颂平先生因为太尊重胡院长，所以很难看对胡适先生“不疑处有疑”，唐德刚先生却是当仁不让于师的，所以他有个结论：
　　　　“胡适对旧诗的看法，在我的体验中，他晚年和少年时期的分别是很大的。但是一经我追问他又不得不为他少年时期的言论做辩论，因而其言论就显出矛盾来了。”
　　　　我们看胡适先生的诗，往往觉得并不是诗，尤其是古诗，像顺口溜。但是他这个反对律诗的人，还曾当着唐德刚的面指着毛泽东的一首词，说韵都用错了。
　　　　我以为在文学领域，胡适先生是一个好读者，而不是一个好作者。我们随便拿出胡先生的诗歌，都可以感觉到，他的诗缺少美，缺少感性，缺少婉约。胡适先生前半生做了不少大白话诗歌，但是却读了一辈子古典诗词，胡适先生不是诗才，却被诗熏染很深，使他一直能保持那份天真状，活泼状。他的诗之所以那么浅近直白，正印证了他的性格，他是一个简单的人，思无邪！
　　　　当然，胡适先生很理性，这一点，他早年在日记中还反思过。道不止于理智，道亦不止于情感，胡适恰恰是因为不够感性，而能够在很多是非纠葛中跳出来。这不是超然，而是尽量客观，这亦是他的待人之道。惟其如此，他在置身纷乱的政局中依然显得那么干净。
　　　　谈胡适先生的人品，就不能忽略另外一个人，那就是鲁迅。新文化运动中，他们一度互相配合的很密切。就处世风格而言，他们的分道扬镳无法避免。鲁迅如同曹聚仁先生说的，是圣之清者也。而胡适在交际中很有包容性，是圣之任者。因为要做事，要和政府要员打交道，就必须具备藏污纳垢的雅量。鲁迅最后不容胡适，除了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也和讨厌问题与主义这样的学术争论有关。至于胡适先生要整理国故，要给青年人开书单，则是思想上的分歧所至。鲁迅是尽量远离政治，也不相信政治，在他的生活中，是“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
　　　　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对胡适有一个非常巧妙的评价，他说：“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贴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我是这样的人——有时难免要侧头想一想。”
　　　　鲁迅在知人论事方面过于谨慎，自己也承认多疑，所以上面的话大抵是真的。我并觉得上面的评价对胡适有什么人身攻击，反而使我看到胡适先生的可爱状。这样对胡适先生的描绘是很传神的，“小纸条”让我感觉到那份温文谨慎，“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让我们看到他那希望让人放心的态度，胡适先生很希望自己能透明。要注意，鲁迅说“这自然可以是真的”！其实，鲁迅在其它文章中对胡适的讥讽完全没有人身攻击色彩，鲁迅是有自己的立场的。细读鲁迅著作，自然能搞清楚，我没必要说的更细了。
　　　　鲁迅逝世后，胡适多次谈到鲁迅。在他的朋友圈内，大多和鲁迅结怨甚深，加之国民党对鲁迅进行的政治封杀，胡适难免也附带一些个人偏见，另外，同一时代的两位伟人，很难清晰的认识到对方真正的历史价值，所以这些评论只限于是非之中。但是，应该说，胡适尽管在心中讨厌鲁迅，还是说了很多公道话，比如苏雪林大骂鲁迅时，他就曾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说鲁迅抄盐古温，真是万分的冤枉。”
　　　　到了晚年的胡适，在评价鲁迅的时候，依然认为鲁迅喜欢被人吹捧。不过我想，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对胡适来说，鲁迅在他心中更大程度上像周策纵先生说的那样。
　　　　合肥大学等举办胡适思想国际研讨会时，周策纵先生因病未能出席，这个胡适说“策纵可以写”律诗的周先生以小诗为祝，其中有这样的两句：“铮铮铁骨自由人，鲁迅终为我辈人。”
　　　　策纵先生还说，50年代中期胡先生曾告我：“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今天，那么多自认自己是胡适传人的朋友，以攻击鲁迅为乐事，胡先生地下有知，不知道会不会还发出“我的朋友胡适之”式的微笑？
　　　　胡适先生的性情是温和的，儒雅的，容忍比自由还重要。但是先生晚年还常常这样说：“任何事我都能容忍，只有愚昧，我不能容忍。”
　　　　我想，这句话很值得自诩为胡适传人的“自由主义者”好好体味！
　　

【作者: 汗血宝猫】【访问统计:】【2007年02月9日 星期五 07:42】【注册】【打印】